分类： 杂谈杂忆

离高考已经不足半年了。离高考志愿填报也多不了又个月。
最近在听、看高校招生宣讲中，不少高校对2020年本校的分数线偏低颇为委屈。将这归过于这是第一次山东综合改革，没有了以前文理分科时期录取分数的参考。
但这颇有些推脱责任之嫌。
高校对录取分数线是颇为在意的，这既影响生源质量，也影响学校的品牌及吸引力。而且志愿填报还有一种惯性心理，前一年分数低了，除非招生人数较少，否则次年反弹的概率要大大低于下滑的概率。
为了遏制这种下滑，记得当年山大不得不在报考前，在报纸花了一版来进行宣传，并对录取分数做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说辞来吸引考生。
仅推脱责任是不够的。
最近在搜集录取资料的时候，感觉高校还是存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心理，最明显的就是录取分数资料的公布。
高校录取也算不上什么机密，但大部分高校官网上公布的录取分数，只是照本宣科的公布最高分、最低分，好一点的能加上录取人数和平均分，差的连录取专业录取分数明细都省下了。
明年估计报考大家时候，2020年的分数线会成为大多数考生唯一的参考，如果学校不积极主动一些，分数线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学生可以抱着撞大运的心态，毕竟90多个志愿呢，学校可不能指望靠天吃饭。

如同等候座椅一样，胸科医院的ICU外等候区条件也要比千医差一代以上。
胸科医院的ICU更像是急诊室，与门诊、B超等在一个楼层，等候区也是公用，座椅分布在每天需要到处找地方。
千医要正规的多，ICU单独一个楼层，因为电梯使用频繁，不允许像胸科医院那样占地支床，所以白天的等候区，就是大门正对的走廊那沿墙一字排开的座椅。
那一排座椅，越靠近ICU房门破损越厉害。那里是病人刚进ICU，家属焦急等待的地方。随着病情的稳定，家属人数会逐渐减少，最后要么撤离，要么转入长期治疗后，在走廊另一头的座椅上安营扎寨打持久战。
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早上前去，寻找靠近房门的座椅。虽然看不到，也听不到，但至少，那里离病房更近一些。

七月底那次去北京，老妈闲谈中跟我说，三姥爷给她开了四副药、六副药。
我当时想，真是病的厉害了。三姥爷虽然是她心目中家里人中最好最能的人，但他老人家是干木匠、工程的。怎么也从医了。
在她躺在床上转身要休息前，突然伸出手，先比划四个手指头，后做六的手势，又给我使个眼色，很神秘地说：记住，四和六。
我不知所云，莫非是她老人家有了什么超能力？但既然交代了，回来后就以此开始买彩票。
直到她老人家去世后，和媳妇一起收拾从医院带回的东西，才知道，所谓的四和六，是媳妇从济南通过顺丰，给她寄过去的两种药的数量。
虽然意识开始模糊错乱，但她还是记着儿媳妇对自己的好。
今天媳妇回来说在突然想起妈，在车里哭了一场。
原先每年这开始冷的季节，本是她跟我们联系最频繁的时候。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所以现在想起，难过的是，已经再也见不到了。
人反应有快慢早晚，倒也羡慕，至少能少些难过的次数。

本来就有些脸盲症，加上已经过去了快一年，在昨天的测试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脑子里似有印象，却也记忆不起当初的细节。
但还是有一个人在记忆里是非常清晰，也希望再次见到。昨天没有见到，还颇有些空落感。
今天继续测试，还是见到了。他的状况相比年初体测时，好了很多，无论是体型、气色，还是精神状态。
当初根据台阶测试的状况，为是否即时给他提出建议还有过犹豫，但最后还是考虑到他的职业和性格，还是提出初步粗线条的建议。
这一年来他坚持的很好，身体状况改善自我感觉也非常明显。他精神状态，应该也是随着身体状况的改善，而由焦虑变的平和。
这算是一年多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旧地重游，不觉已经快一年。
如测试人员们所说，上次测试已经是去年的事。的确，按照中国传统的算法，相对鼠年，猪年自然是上一年了。
前几天的心绪不宁，如同手腕上的伤口，随着放下包就开始的忙忙碌碌，已经痊愈。
多年的经验，只要有活干，诸多忧心烦恼都可以随着神经紧张兴奋而抛到脑后。
回去后倒在床上，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看来同时需要恢复的还有体能，相对而言，这种恢复要简单的多。

从前天开始的魂不守舍，一直在延续，回来买菜的路上，突然发现手机不在口袋里，往回跑了半条民族大街，才想起手机在外套口袋里。
到了晚上终于达到高峰，做菜的时候，居然用菜刀将手腕上的一块皮剜了下来。
家里那位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没心没肺地提议用家里的好酒给我擦一下。
上一个出这种主意的是30年前的老爸了。不过那最终付诸行动了，因为踢球的时候，被小三年级的学弟侧铲，膝盖上擦了一个长长的口子，为了清理伤口上的泥土，只能用白酒处理伤口。
那时候老爸还能喝酒，家里也不缺酒，酒虽质量一般，但酒精度应该不低，擦了一半，我就已经疼的在那个三室没厅的家里蹦来蹦去了。老爸居然还在那里没心没肺地笑。
没心没肺似乎也遗传，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不属于悲观主义者，最多带些怀疑主义色彩。所以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还能正常地面对。
老妈两次住院前都要例行做B超，第一次抱她上检查台的时候，感觉她的身子像豆腐渣一样，而四个月后第二次的时候，则感觉她骨骼上的肌肉，在我用力的时候，似乎都能脱离下来。
正在心疼时候，她突然疼得睁开眼，喊着一个名字，罕见用标准的家乡话骂道：你这hang！
是我弄疼了她，但她骂的名字不是我，是我老舅，她亲弟弟的名字。
那一刻，前一秒还沉浸在悲伤中的我，居然差点笑出声来。
那是在那灰暗的52天里，我最没心没肺的时刻。
也许，对不成器的弟弟，每个家里的姐姐的心中，都深藏着压抑的怨气与怒火。

上周就与几个朋友约好今天聚一下，早上出门前前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干，等到了公交车到站才想起：忘记带口罩了。
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有些神不守舍了。
脑子里虽然飞速转动，总结上次监测出现的问题，盘点着已有和需要再购的设备物品，计划着人员安排和流程规划。本来坐公交而不骑自行车，就是为了顺道去伟东把笔记本、插排背回来。
但是想的越多，心里越是慌乱，不是因为要面对熟悉的工作，而是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一直在回避，甚至要逃避的念头：我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现在看，已经不是念头而已，而是现实了。

因为要错开日子，今天才去上山烧寒衣。这还是第一次，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两个人的名字，一时竟不知道叨念什么。
月初的时候，同年工作的一个同事，知道我家中变故后在微信里表达了慰问，言语中意外之余，话语也不像原先那样言多语畅，最后劝慰道：学西方人，他们只是换了个生活的地方。
不愧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我又不是不明白，不用学西方人，中国人也是这样啊。
生死之间阴阳相隔，他们在那边，又和自己亲爱的人在一起了。
那里有爱她的人们，和她爱的人们。无论经久难诉的怨意，还是深埋心中的憾意，相见都已释怀。
那边一切都好。

努力才有希望，而势利地讲，有希望才会努力，付出的多寡则由希望的强弱而定。
老妈四月第一次住院，我们对康复的信心，比主管主任都足。而八月初再次入院，同一个医院，同一个主任，彼此信心正好换了个个。
好在希望犹在，即便住进ICU，即便已经是鼻饲，我们还是每天忙着一日三餐的准备。因为喂食时间不确定，里面把盛流食的保温杯送出来的时间也不及时，媳妇索性从网上下单了一堆。
保温杯还没有到货，ICU的进食就暂停了，而第二天情况紧急被迫转院。
那些到货的保温杯现在包装都没有打开。
目睹了千佛山医院的两次急救，把昏迷状态下的老妈送进ICU后，我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当看到媳妇拎着大包装的护理垫送过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居然是：怎么买这么多。
随后办理完陪护证，护士问我要不要交押金给陪护证加个证套，我说不用。一是我不喜欢这种挂在脖子上的玩意，每天摘下套上，反而更容易遗忘。更关键的是，我当时绝望地想：就这几天了，不麻烦了。
当办理出院手续，归还陪护证的时候，52天里，每天陪我进楼出示的纸条，还算完好，但字迹也已经模糊。

今天不觉两个月过去了。
这两个月，感觉一直都还是不真实。61天的别离，只是比那守候的52天多了不到十日，却要漫长的多。
至少，在守候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有过希望，虽然经历了希望破灭，再到绝望。但缓过神，我还可以如儿时那般任性执拗地坚持：你在一天，我们还有妈；你躺一天，我就陪一天。
一天中午，吃完午饭返回医院路上，一抬头，看到一个花白头发老太太迎面慢慢走来，那一刻人先是一顿，然后脑子里闪出一个莫名的念头：那要是老妈，我扛起她就跑。
为什么要扛起来跑？
当我和老太太侧身而过的时候，自己觉得都好笑。但那个念头却是如此强烈。正午阳光下，我还认不错人，我更明白，她已不可能从昏迷中醒来。
除非有神迹。
在大学期间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宗教与科学的。文章中提到：神迹是那种科学无法解释，却又确实发生的事情。如耶稣复活，如摩西辟海出埃及。
我信灵魂，不信神明。所以也不曾祈祷奢望神迹降临，即便是在最绝望的日子。
但其实，内心一直残存着希望，被那混蛋理智压抑的无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