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之前连续三届大赛都屈居亚军的乒乓球名将是李富荣，他在连续三届世界杯决赛中输给同一个对手庄则栋。
那是乐乐的爷爷那辈人心中体育的黄金时代。我看的第一场电视直播就看的乒乓球比赛。那是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我坐在他旁边，抬头看着放置在二楼的电视，不解问他谁赢了，乐乐的爷爷告诉我，看谁绕着台子跑，谁就得分了。
在乐乐爷爷年轻的时代，还没有电视转播，每次大赛结束，国家都制作纪录片全国放映。乐乐爷爷给我不止一次讲述那国乒最初辉煌的岁月，印象最深的是决赛中，每局之间暂停的时候，两名选手都跑到男队教练傅其芳面前接受指导，说对教练来说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不止乐乐的爷爷，姥娘家年纪大的舅舅们也常常给我回忆讲述庄则栋和李富荣决赛中的一些细节。
在那个时代乒乓群英中，乐乐爷爷最喜欢的是徐寅生，说其球球打的聪明，人品也好。其次是好像是大个子周兰荪，从陪练打到主力，实属不易。
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是马琳与王皓的中国选手内战，最终成名十多年的马琳获胜。
当时我和老戴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就算不一起身披国旗庆祝 ，至少马琳也应该和王皓一起向主场观众致意。但马琳只是兀自喜极而泣，只留下上届亚军王皓呆立在一旁。
这应该是中国乒乓球队球员间关系的最为真实的写照，虽然残酷，但成王败寇，就是这样现实。
不止乒乓球队，即便在所有运动员中，王皓算是一个另类，他更像一个乖学生，乖孩子，缺少所谓的“霸气”，连电视直播的女解说嘉宾都敢评论王皓打球一根筋，若是张继科，谁敢？
如果郭靖这样执着的人才能练成左右互搏，也至于王皓这样的执着单纯的一根筋才能将直拍横打提升到一个无人可及的水平。但也是王皓这种性格，决定了在他残酷的竞技世界中难以君临天下。
04年雅典王皓败给了柳承敏，已经被认为不是冷门而是耻辱了，但王皓挺过来了，08年败给马琳，但4年后王皓再次杀入决赛，但又败给了张继科。
刘国梁从不乏争议，之前最大争议就在那场决赛后。刘国梁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决赛前和王皓谈话时，说单打决赛失利后，能在接下来的团体决赛中不受影响的，只有王皓了。
虽然刘国梁马上进行澄清，说自己只是夸王皓，别无他意，但更让人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王皓虽未再进一步，但凭借自己的努力，在乒乓冠军榜上名列前三，也是无悔无憾了。
大家对刘国梁的“高升”事件的不满，一方面是对刘国梁成绩的认可，更主要原因是对长官意识的“肆行无忌”的不满。
刚刚4月份为了2020奥运战略进行总教练竞聘，聘书墨迹未干，同样为了2020奥运战略再把总教练拿下，还有准谱吗？真是应了小偷公司的那副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东汉平定西域的班超在离任之际，交代继任者任尚时那样，能在西域混的部下不是省油的灯，而所谓盟友也是为了利益而聚合，要想维持好局面，需要宽恕他们的过失，只总揽大纲就够了。但却被任尚认为是老油条的做法不屑一顾，结果很快西域再次陷入混乱的局面。
国乒肯定存在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问题。吃青春饭的运动员与政府机关公务员不同，从小接受的训练多教育少，要让他们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估计难出成绩。在决定球队生死的时刻，能有几人能像刘国正那样挽救7个赛点？这样钢铁般的神经谁能说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没有国家荣誉的因素？
成绩与队伍建设并不对立，单纯一刀切地用机关管理的办法管理运动队，却只能是自毁长城。
中国乒乓球队人才济济，1964年，徐寅生的一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文章，引来诸多关注，毛主席都夸赞其是不多见的充满辩证法的好文章。
徐寅生曾经与日本荻村伊智朗同被誉为乒坛“智多星”，而刘国梁出道后，被认为是中国乒乓球队脑子反应最快的运动员。
脑子快的刘国梁，写文章也差不了哪去，昨晚回应乒乓球男队退赛事件的博文，写得也是十分英俊潇洒，借着上纲上线而上纲上线，四两拨千斤，无中生有，指桑骂槐。看这文采，原来副主席不是提拔早了，而是提拔晚了。
当年徐寅生好才华没用在正道上，不用主席的赏识裱起来供上去，当敲门砖当投名状，非要走专业路线，否则哪轮到庄则栋破格当体委主任。现在刘国梁锋芒初露，不知多年后会不会一帮人大骂苟局长，把这么个人精弄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抢位子砸饭碗，瞎折腾啥！
国乒退赛事件一切如预料那样发展，在休完周末假期之后，朝九晚五的最权威媒体终于发声。但比预想的要缓和不少，批评之余，又大谈合理诉求。
可笑，如果合理诉求能够有效果的话，怎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官逼民反，又怎么会有那么多革命独立。
但就像前几天上港奥斯卡应声而罚一样，权威媒体的声音如洪钟大吕，各方媒体刀笔顿时纷纷而起，为苟局长的改革大唱赞歌，颇有一副众人皆醉局长独醒的架势。
原先叫体委主任，现在叫总局局长，见得多了，有专业如袁伟民者，有外行如伍绍祖者，不论出身如何，最后都沦为官僚而已，有几人清白而退？
现在苟局长的功绩无非就是折腾，所谓被力捧的范例无非是姚明任篮协主席而已，成绩呢？再说吧，反正折腾过了。
如网上流传段子所言，中央指示要把足球水平提高到乒乓球的水平。太难，但长官意志难违，那就简单点，先把乒乓球水平降下来再说吧。
就像称呼刘国梁为“胖官员”一样，称呼蔡振华为“足球官僚”的围观者又有多少人了解蔡振华在乒乓球界的地位与作用。
蔡振华在球员时代可谓生不逢时，没有人能否认他是那个时代的顶尖球员，83年他大战青葱时代的瓦尔德内尔那局长盘比赛堪称经典，现在仍是网上热搜的视频。他也是国际乒联限制中国乒乓球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也让他失去了登上巅峰的机会。
而蔡振华最大的贡献是作为教练让中国男子乒乓球重返巅峰。现在已经麻木中国乒乓球强大的观众，不知有经历过中国男子乒乓球从巅峰滑落到低谷，并重新崛起的时期。在85年87年两次击败瑞典队后，从88年奥运会开始，由于技术落后，主要是对胶水作用的漠视或者无知，导致中国乒乓球男队水平坍塌式滑坡。江嘉良等直拍选手淘汰般退出，乒乓球队靠几把大刀支撑局面。
现在对马文革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大战老瓦的那场比赛仍记忆犹新，难得重进决赛的国内第一大刀手看似满场压制老瓦，但却总也打不死，行家也许早已看出胜负本没有悬念。
蔡振华就在那时候临危受命，重返国内担当国家队主教练。他那时候在经济危机前很多年的意大利任教，条件非现在外出教练所能比拟。他回国后，一方面重用王涛，马文革这样老将稳定军心，又大力选拔打法多样化年轻选手;另一方面选择双打和包括双打的团体赛为突破口，提振士气。终于在95年天津世乒赛翻身，团体赛靠的是老将，但单项赛则是新一代球员的舞台。
蔡振华是所有体育官员中对刘国梁的作用最为了解的，而且从在成都他接受采访中，看出他的无奈。这不是一个教练员的无奈，是一个体制内官员的无奈。
中国乒乓球球队的退赛事件正在按照预想的轨迹进行，虽说只是微博转发国家队的道歉信，不服也罢，无奈也罢，当表以国家为重，里以利益为重的当下，迈出这一步，就很难再执意初心了。
刘国梁和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真是很有缘分，92年在中国男子乒乓球黎明前的黑暗中，正是刘国梁给了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天下晚自习回家，少有见到乐乐爷爷看电视那么兴奋。当时播放的是刘国梁大战朝鲜削球手李根相，也因为是削球，所以才会拖到晚自习结束比赛还在继续。
在当时几把大刀混天下的时代，被遗弃的直板打法的确让人感觉亲切而兴奋。而面对当时第一削球手李根相，刘国梁打的激情四射，展现技艺的同时让人看到少见的斗志与激情。
那次比赛后，舆论几乎都看到了中国乒乓球复兴的希望，将刘国梁看作中国乒乓球未来的领军人物，虽然95年世乒赛被孔令辉捷足先登，但之后无论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刘国梁都没有让关注乒乓球的人们失望。
现在，真是失望了。
早晨一起来就翻看有关乒乓球队造反的后续新闻，估计是因为周末领导们休假去了，暂时还没有看到招安的结果。
乒乓球号称国球，有历史，有地位，光副主席就高达两位数，别的体育项目协会要是能任个副主席，就当祖坟冒青烟了，但刘国梁去担任这个副主席，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这两位数具体是多少而已。
昨晚看评论，除了正派人士在官方表态后，蹦出来大义凛然随声附和外，吃瓜群众的态度无非是两种，一是乒协内部政治斗争厉害，二是乒乓球球员有其他运动员少有的血性。
中国乒乓球队内部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安生过，但也从不缺乏血性。文革中，别的体育项目组织也是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但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却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
国内曾经有个乒乓球比赛叫“三英杯”，为的是纪念在文革中去世的，为中国乒乓球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三人。他们三人去世于文革初期，去世方式也一样，面对残酷的批斗，用自杀的方式进行自己最后的抗争。
在那个人鬼混杂的年代，自杀是被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组织。但也是这三英唯一能够保全自己人格的方式。
未曾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后来为所谓曾经的乒乓英雄庄则栋鸣不平。在而其同辈人物徐寅生、李富荣自甘落后，30多岁就爬到体委主任宝座上的庄则栋，不止是他回忆里写的被利用那么简单。
几十年过去了，乒乓球队政治斗争看来是愈演愈烈，血性依旧，只是不知这血性背后是利益还是人格。
《天国王朝》就算不被制片方删节，估计票房也好不了。影片里面的坏蛋恶徒，除了一个横刀抢马的，其余都是教廷一方的，这种片子不被禁映就不错了，还期望票房？
还是那句话，我不是教徒，对宗教一知半解，但我觉得这部背景与宗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电影，其实和宗教关系不大，而影片中的人物，除去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强盗恶徒，即便是正面人物，又与宗教有多大的关系呢？
主角巴里安，在公映版中好像是为了一条项链杀人，而逃亡圣城寻求救赎。剪辑版交代的更清楚，他的妻子因为难以接受孩子的死而自杀，这在某些宗教势力眼里是一种罪恶，不能得到救赎。而巴里安开始时的痛苦，绝非因为妻子违反所谓教义，而只是出于对亡妻的怀念感伤。看到十字架项链而知道了妻子受到的侮辱，所以才怒不可遏杀人跟随生父前往圣城。
而巴里安生父在去世前对巴里安的教导，“有明君则为君，无明君则为民”，更是与宗教无关，而更像中国儒家之风。到达圣城之后，巴里安埋葬了亡妻的项链，开始新的生活，与其说是寻求到了救赎，还不如说没有感受到传统教义的救赎。
后面巴里安的作为，更有中国春秋之风。鲍德温国王去世前，要将国家托付巴里安，但前提是巴里安杀了狂热好战国王的姐夫并娶其妻。国王是出于其政治考虑，但巴里安则认为不义而不为，即便那是为了所谓的大局和大众的利益。但在骑士团覆灭，萨拉丁围城之际，巴里安没有像有的骑士那样明哲保身远遁他乡，而是挺身而出组织圣城民众抵抗萨拉丁。但他捍卫的不是宗教的圣城，为的“不是那石头而是石头后面的人”。
如同之前窃以为约伯信仰的不是虚无的上帝，而是自己内心一样，这部影片其实也不是讲的宗教，而是宗教外衣下的人性。
《天国王朝》的公映删节版，打造成布鲁姆扮演的男主角的英雄成长史，如果放在80年代，肯定会被主流评论家们斥之以“宣扬英雄推动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
在导演剪辑版中，其实是通过男主角的视角与经历来描述那段历史，那些雄才大略的英雄和贪婪暴虐的贼子。
英雄则不以教派划分，前半部无疑是基督教方的鲍德温国王为主角。他以麻风病摧残之躯，年少击败强大的穆斯林对手，并在之后内部压制狂热宗教势力，外部维护与穆斯林战神萨拉丁的和平协议，保持着圣城的和平。
在鲍德温的光环下，萨拉丁的表现显得有些沉闷。起初以为是导演为了抬高一方，贬低一方，但进入后期，萨拉丁的王者之气勃然而发。从穆斯林大军摧枯拉朽的胜利看得出，在那个时期，占优势的应该是一直梦想夺回圣城的穆斯林大军，萨拉丁的沉闷其实是一种隐忍，为了两教教徒和平相处，也因为与鲍德温国王的英雄相惜。
片尾，布鲁姆扮演的男主角在双方达成协议后，问萨拉丁耶路撒冷是什么，萨拉丁先是回答nothing，但又回身言道everything。接下来，萨拉丁疾步走向圣殿的一段，那急促的脚步，那难抑喜悦的神情，与之前那个沉稳甚至沉闷的萨拉丁判若两人。这时的萨拉丁已不再是那个身系两教命运的领袖，而是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教徒。
时代虽不是英雄创造，但时代离不开英雄。